野蛮的冲撞与隽永的融合:古凯尔特人在欧洲的命运沉浮

作为古代蛮族大规模迁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凯尔特人数世纪来的长驱直入,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内陆欧洲和地中海欧洲的对抗,是部落和城邦的对抗,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对抗,原始经济和货币的对抗”,一句话,也就是欧洲古史上屡见不鲜的那种原始文明和先进文明之间的冲撞。然而冲撞之后,随之而来的却往往是愈加韵味隽永的融合与吸纳。凯尔特人冲击了欧洲,并多少改变了欧洲的命运,影响着欧洲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当冲击泛起的烟尘散落之际,便不难发现,凯尔特人正在情不自禁地逐步汇入欧洲文明的主流,并与罗马人、日耳曼人及其他族群渐相混化,从而也改变着本身的命运。

在远古的欧洲,与希腊罗马文明圈相对应,并存着一个幅员广袤而晦暗不明的蛮族世界。由于其处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以外,素不为人关注,但却是欧洲古代历史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这一古代民族集团与古希腊罗马人共同构成了当今欧洲各民族的祖先。凯尔特人(Celts)便是当时蛮族世界中一个引人注目而又影响非凡的古代民族集团。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起,直至公元前1世纪末,凯尔特人曾相继活跃并逐渐散布于中欧、西欧、南欧乃至小亚细亚等地。其存续时间之久、跨越地域之广、历史影响之深,都是显而易见的。

Gundestrup大锅(一种用于宗教仪式的容器)局部细节图,银,丹麦北部,公元前100年〜公元1年。

“凯尔特人”一词除了前示英文形式外,法文作Celte,德文作Kelte,意文作Celti,西、葡文作Celta。有人猜测,“凯尔特人”(Celt)的得名,可能与一种类似斧、锛的史前砍凿工具celt或selt有关,因为他们十分擅长手工技艺和金属制作,使用那种古老的工具或已成为他们有别于其他族群的象征和标志。

凯尔特人长期生活在原始社会阶段,由于缺乏文字,有关自身的历史除了世代口耳相传的神话传奇和近现代陆续出土的考古发掘材料之外,主要仰赖于希腊罗马学者留下的作品。

巴特西盾,青铜,玻璃,发现于泰晤士河畔的巴特西桥,公元前350年~公元前50年。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凯尔特人的活动范围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再渐次缩减的变动过程。大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其地域扩张达于极点,他们广布于西起爱尔兰、不列颠,东抵喀尔巴阡山脉、波希米亚,西南至伊比利亚半 岛,东南远达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中部的 辽阔区域内。而后伴随着罗马帝国的强盛和扩张,以及日耳曼部落大规模迁移所形成的北向和西向压力,凯尔特人在欧洲一度称雄的地位逐渐丧失,影响渐衰。

圆桌骑士的首领亚瑟·潘德拉贡,史称亚瑟王,传说中古不列颠最富传奇色彩的国王。人们对他的感性认识更多来自凯尔特神话传说和中世纪的一些文献,没有人大量涉足过亚瑟王的真实生活。

在古典作家笔下,凯尔特人往往被描述为身材魁伟、肌肤白皙、金发碧眼的壮汉,俨然一副欧罗巴人种诺迪克(北方)类型的典型形象。这样的体貌特征与同属南欧地中海类型, 身材相对矮小、肤色略暗、发色眼色较深的大部分希腊罗马人,极易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发掘的早期人类头盖骨的分类来看,凯尔特人中也还存在着具有别种体貌特征的类型。总体上说来,凯尔特人的种族特征并不是完全单一的,种族背景应属一混合型集团,这表明其族源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Gundestrup大锅(一种用于宗教仪式的容器)局部细节图,银,丹麦北部,公元前100年~公元1年。

凯尔特人曾被归结为一个语言集团,语言因素在集聚这个族群的过程中的确有着难以忽视的作用。随着原始印欧母语的分化,凯尔特语的音变逐渐完成。凯尔特语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陆凯尔特语和海岛凯尔特语两大支系。尽管凯尔特语在日后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如许歧异,但当时依然突显出作为一个大体完整的语言集团的基本性质。

凯尔特人的古代宗教以德鲁伊德教而著称于史。其名得自于在凯尔特社会里享有特殊地位的祭司阶层“德鲁伊德”(Druid)。 “德鲁伊德”一名源于dru, 意为“槲树”,亦即橡树。在他们看来,橡树不啻为天神的神像,并将附生于橡树枝干上的槲寄生也视作神圣之物。

德鲁伊德教义的核心是灵魂转世说,主张人死后灵魂不灭,由一躯体转投另一躯体。所以,凡有人病危,或在战争中面临生命危险时,即由德鲁伊德主持为其献人祭。将活人置于人形柳条笼内燔烧,被献祭者多为罪犯,也有用无辜者或战俘的。这种残酷的风俗至公元1世纪时可能已近消失,祭祀时已不再杀人,而是代之以奉献指定的祭品了。但是,这种古老的人祭仪式的遗风,直至19世纪时,仍以民间节庆活动的形式残留在部分西欧国家的社会生活中。

凯尔特人的宗教祭祀仪式十分隐秘,往往选择在夜阑人静、满月高悬之际,在一片被称作“圣所”的小树林中或林间空地。祭司德鲁伊德身着素服,以金镰割取槲寄生枝条,以便设法妥善保存那一霹雳的全部神性,并在圣树下举行两头白牛的牺牲祭祀。

米盖尔曾经提到过一种可与罗马相比的 “凯尔特社会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大致同语言方面的同源,艺术和技术、习俗和社会结构的趋于协调联系在一起。凯尔特人社会尽管尚未出现国家组织、还缺乏政治上的统一, 但事实上已存在一种文化上、心理上的统一性了,惟其如此,凯尔特人也才有可能被团聚成为 一个群体。

凯尔特人在欧洲的活动,凯尔特文化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凯尔特人在其所到之处,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自己的历史痕迹。凯尔特人的扩张,实质上是一种伴随着武力侵掠的旧式举族迁徙,凯尔特人数世纪来的长驱直入,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内陆欧洲和地中海欧洲的对抗,是部落和城邦的对抗,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对抗,原始经济和货币的对抗”,也就是欧洲古史上屡见不鲜的那种原始文明和先进文明之间的冲撞。然而冲撞之后,随之而来的却往往是愈加韵味隽永的融合与吸纳。凯尔特人冲击了欧洲,影响着欧洲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当冲击泛起的烟尘散落之际,便不难发现,凯尔特人正在情不自禁地逐步汇入欧洲文明的主流,并与罗马人、日耳曼人及其他族群渐相混化,从而也改变着本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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